(一座博物馆推动包公文化“活”化传承，时长共1分53秒)
活化史迹文物、举办包公春祭……一座博物馆推动包公文化“活”化传承
北宋康定元年（1040年），42岁的包拯出任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州。包公治端不到三年时间，却让这里从“瘴疠之地”变为西江中下游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中心。70多年后的1118年，宋徽宗赵佶将端州升格为“肇庆府”，取“喜庆吉祥之始”之意。
在端州，包拯曾挥毫写下一首《书端州郡斋壁》，诗中名句“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千百年来一直传颂。
6月30日，肇庆市包公文化博物馆策划的“清忠初绩著端州一一包公治端史迹展”（以下简称“包公治端史迹展”）对公众开放，聚焦包公主政端州期间的史实及治绩。展览名称取自当代著名国学家、书画家启功先生所撰楹联“正直遗型传稗史，清忠初绩著端州”。此联也被重刻并展示于肇庆市包公文化博物馆正门外侧，精准概括了包公仕途的起点与“青天”之名始自端州。
一座市级博物馆如何让包公精神在城市烟火中延绵传承？包公治端的经历，又为今天留下了哪些可资借鉴的文化财富？南方+记者就此展开了走访。
挖掘史迹文献
包公“青天”之名始于端州
走进肇庆市包公文化博物馆，入口处便可看见一方端砚展陈台，陈列着各式端砚及制砚工具，让观众沉浸式走进“包公与端砚”的故事。
“清忠初绩著端州一一包公治端史迹展”在肇庆市包公文化博物馆开放参观，党员干部、社区群众前来参观。卢舒曼 摄
在肇庆，许多有关包拯的廉洁故事至今仍口口相传，其中包公“不持一砚归”的典故流传尤广。相传，包拯任职期满离开端州时，经行砚山峡口，突然狂风大作。包公顿觉蹊跷，经过探查得知，手下人擅自以他的名义收下百姓赠予的端砚。他立刻命人将砚投入江中，江面随即恢复平静。
故事虽是传说，但有据可循。据《宋史》记载：端砚是端州的特产，被列为朝廷贡品。当地官员为结交权贵，以贡砚之名大肆增加贡砚项目。包拯上任后，严格按照朝廷贡数征收，减轻百姓负担，“岁满不持一砚归”更是彰显其拒绝贪墨、两袖清风的本色。
“人人都说，‘开封出了个包青天’，实际上，包拯‘青天’之名，实始于端州。”肇庆文史学者谢健江告诉记者，上世纪70年代，考古人员在安徽合肥东郊大兴集发掘北宋包拯家族墓群时，清理出50余件随葬品，皆为陶瓷器、铜镜、铜钱等寻常物品，无一贵重金玉器具。在其子包绶墓中，仅出土了一枚寻常的歙砚——这一发现，印证了史书中包拯“不持一砚归”之说。
“清忠初绩著端州一一包公治端史迹展”在肇庆市包公文化博物馆开放参观，党员干部、社区群众前来参观。卢舒曼 摄
据悉，“包公治端史迹展”旨在通过海量的一手史料与文物展品的集中亮相，较为完整地呈现了包公扎根岭南、清廉为民的事迹与风骨，也让千年前兴盛发展的端州图景清晰铺展在当代观众眼前。
据宋《方舆胜览》记载，北宋初年的端州“土旷民惰，不力于耕，夷僚杂居”，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中原地区。包拯在端州走马上任之后，修建书院，兴崇文重教之风；建立丰济仓，储粮备荒；创建崧台驿，完善交通邮政体系……其清节美行，朝野皆知。
最受欢迎的配资平台肇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政系主任高春海介绍说，包拯在端州的另一大利民举措是“掘井为民取水”。明初董源《义井记》、清康熙《肇庆府志》都曾记载，北宋时期，端州百姓主要饮用西江水，水质状况堪忧，饮用后易致人患病。于是，包拯命人开挖七口水井，让百姓喝上清洁的井水，后人称之为“包公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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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肇庆城内仍保留两口“包公井”，分别位于城区的米仓巷和龙顶岗西麓三联巷。去年，肇庆市包公文化博物馆主办“廉韵清风——包公与端砚的故事”展览，就展出了不少以“包公井”为题材的端砚作品。
端州任职期间，包拯还有一项重要功绩是“文化治端”。谢健江介绍，包拯到任前，端州一直未有地方官学，只有零星私塾。包拯在宝月台兴建星岩书院，这是西江流域最早的书院，也是肇庆历史上第一所官办学校，开创了当地书院教育的先河。而肇庆市包公文化博物馆藏的书院旧试卷及教育典籍等文物，成了这段历史的鲜活见证。
该馆副馆长徐义伟认为，星岩书院的建立在传播中原文化、培养人才、移风易俗等方面可谓泽被后世。新中国成立后，书院发展为肇庆市第一中学，文脉得以延续至今。
复原包公古祭
让廉洁精神代代传承
“包拯上任端州短短三年，将端州从一个军事城堡，建设成一个定居式农耕经济和岭南汉族文化为中心的教育基地、港口城市，政声斐然。”谢健江评论说。
去年，肇庆市包公文化博物馆还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春祭包公仪式，到场市民多达数百人。谢健江在仪式上诵读祝文：“峡山高耸，西江水长流不息，端州之名郡，青天之上畅谈正义。”
据馆长徐文娟介绍，馆方研究人员曾在史料中发现，古时人们就有祭祀包公的传统，“恢复春祭包公仪式，是对过往传统和包公精神的继承”。
元代延祐年间，王揆曾在《包孝肃公祠记》中记录：“爰定典礼，以春秋时祭之，无侈前人，将为后规。”明代成化年间的“重建宋包孝肃公祠堂记”碑刻和弘治年间张诩《宋包孝肃公新祠记》皆有关于端州人民在春秋两季“以少牢之礼”祭祀包公的记载。
“包拯的廉洁作风，对肇庆后任官员产生了深远影响。”徐文娟说。
博物馆内，一块明弘治年间的《宋包孝肃公新祠记》砚碑弥足珍贵，其铭文清晰描绘了包拯的治端功绩。碑文中，一句“端之名宦，每以宋包孝肃公为首称”，印证端州历代为官者对包拯的推崇。
此外，馆藏清康熙《肇庆府志》提到，清代曾任广东分巡肇高廉罗道按察司佥事的胡永亨，他上任初与离任时均曾参拜肇庆包公祠，表达对包拯“一砚风清”廉洁精神的敬仰，并在祠前立誓自省，若“有一事涉虚，一语涉虚，一字涉虚，公其鉴之”。
肇庆市包公文化博物馆。
“包公当年的治端政绩，早已超越了个人操守的范畴，升华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徐文娟认为，包公“不居功、重民生、尚清廉、崇实干”的品格，为今天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丰厚的文史滋养。
北宋嘉祐三年（1058），官员崔颐在《新州郡守题名记》中，曾评价一些岭南地区官吏毫无开拓进取之心，“或骄其僻而不举职，或轻其隘而不为力”。
而包拯不仅没有受到这股懒政怠政的风气的影响，还厉行整治，向朝廷连上《请选广南知州疏》等三封奏疏，强调“地虽远郡不可轻授”“远民困重尤在得人”，为边陲求贤，为端州谋远。
高春海介绍说，包拯曾留下一条著名的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这条家训被包氏后人奉为圭臬，包拯连同其子孙三代都是深受百姓爱戴的清官。
“包拯已经成为了肇庆的一面精神‘旗帜’。”高春海认为，“利用好包公文化园这样的文化资源及春秋祭包公的仪式，是让古代清廉传统与现代接轨的一种廉政教育形式”。
打造“清风学堂”
“包公学堂”思政课走进城乡
“一击明礼，二击立志，三击修身。”日前，记者走进传说中包公“掷砚成洲”的砚洲岛，在这里目睹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研学活动。
包公楼内，孩子们敲击堂鼓，明志正心；他们集体朗诵清廉诗句，许下诚信正直的誓言。随后，孩子们又亲手钤盖“包龙图印”，描绘专属包公脸谱，在创作中感悟包公刚正不阿的精神内核。
“在很多人印象中，砚洲岛还是一座孤岛，其实我们已经变了。”砚洲岛景区研学项目负责人沈莉说，这里不仅注入包公廉政文化元素，也融入现代文旅的活力。游客们可下田插秧、塘中摸鱼，在农耕劳作中体味“粒粒皆辛苦”的朴素真理。
位于肇庆砚洲岛的包公楼。卢逸轩 摄
这座形似端砚的江心岛，成为一座没有围墙的“清风学堂”。从国防教育到露营野炊，清廉教育不再是枯燥的说教，而是变成可感、可触、可亲近的生活体验。
如何让包公文化在更广阔的生活场景中触达大众？这也是近年来肇庆市包公文化博物馆正在积极思索和探寻的课题。
去年，博物馆调研组派出数十位馆员、专家，历时一年展开关于包公民间传说与信俗的田野调查。调研团队深入高要白土镇13个村落，搜集整理了大量资料，稍后又将调研成果转化为展览内容，让散落在乡野的包公文化记忆重回大众视野。
前不久，该馆主办的“传承包公精神，弘扬非遗文化”——民间包公信仰非遗文化图片展走进肇庆医学院展出，从非遗视角生动呈现了这一文化传承。
肇庆市包公文化博物馆。
该馆还创新打造包公文化“思政课”，通过“六进”——进校园、进乡村、进社区、进企业、进机关、进景区，把包公文化展览宣讲和社教研学活动送到肇庆城乡各个角落。
在此过程中，馆员们通过体系化的课程开发、场景化的教学设计，将廉洁文化融入青少年成长教育，还打造了多元教育品牌。他们策划“包公学堂”，与高校共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组建“小包”讲解员队伍，10年培养超1000名小讲解员；馆方打造的“跟着包公研学肇庆”成为肇庆首批研学精品线路之一，让参与者在行走中感悟廉洁与法治精神。
更具温度的是，博物馆还推出“包公美食文创”和系列产品，通过将包公文化元素融入广府庙会、西江美食等烟火生活，让包公清廉文化更加深入人心。从“包粽”到“豉油鸡”，从“荷塘月色”到“包公清心茶”，每一道菜式都承载着包公故事与端州记忆，让人们在舌尖上品味“廉味”，于美食中涵养廉正品德。
千余年前，包拯躬身垂范、身体力行，使端州风气为之一新；如今，包公文化的活态传承，将清风常在、廉韵悠长的文化之风注入日常生活，让肇庆这座城市的精神文脉绵延不绝。
采写：南方+见习记者 石耿珲 记者 赵媛媛 特约作者：卢舒曼
图片：除署名外由受访单位提供
拍摄：南方+记者 卢逸轩
剪辑：南方+见习记者 石耿珲
统筹：郭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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